精准医疗时代旧药新用将采用更多“黑科技”

阿司匹林诞生于1899年。作为医学史上三大经典药物之一，至今仍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解热、镇痛、抗炎药物。1971年，研究人员发现阿司匹林对体内前列腺素(PG)引起的疾病有治疗价值，如婴儿腹泻、偏头痛和春季结膜炎。近年来发现阿司匹林在体内具有抗血栓形成的作用。

西地那非最初是为了扩张心血管平滑肌来扩张血管而研制的，但疗效并不理想。作用机制相同，其对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的松弛作用显著。1998年，FDA正式批准西地那非用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或阳痿。2012年，全球销售额为20.5亿美元。

Zivudine(齐多夫定)原本是一种失败的化疗药物，在20世纪80年代被用于治疗HIV感染，成为FDA批准的第一个抗艾滋病药物。

和阿司匹林、西地那非等药物一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老药”变“新药”，FDA正式批准的案例就有几百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新的适应症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表1所示。

开发旧药原有适应症以外的新用途的过程，称为旧药新用。当然，“老药”并不局限于现有的已上市药物，还应该包括临床前或临床研究中的潜在候选药物。据不完全统计，在现有的9900种已知药物中，除去防腐剂、药用辅料、动植物提取物和疫苗，约有8850种药物值得进一步筛选。

表1老药新用的典型成功案例

旧药新用作为一种药物开发策略，越来越受到重视。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首先，缩短研发周期。d时间，减少研发；成本和研发。d风险。虽然制药技术水平和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都在提高，但这些进步转化为新药研发的速度远比预期的要慢。据统计，一种新药投入市场平均需要15年，而R & ampd成本约8亿美元，但成功率不到10%。一种新药即使能顺利通过严格的评价并投放市场，有时也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风险。新药研发成本高、耗时长、成功率低，远远不能满足现有的疾病增长趋势。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开发现有药物的新用途。由于上市药物具有详细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数据，新用途的开发可以快速进入II期临床评价，将研发周期缩短至3~12年。

第二，过去老药新用，大多靠医生偶然的临床发现。随着更多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旧药新用将逐渐告别“靠天吃饭”的尴尬局面，更具针对性。随着生命科学高通量技术和计算机数据分析处理能力的快速发展，科学家对人体各系统的分析识别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精度。多组学研究，特别是基因组、表观基因组、转录组、蛋白质、代谢组学和生物信息学的快速发展，使我们能够更精细、更系统地揭示不同疾病的分子机制。

图1旧药新用将采用更多“黑科技”。

在精准医疗时代，旧药新用的研发首先要构建一个获批的药物库，利用高通量筛选技术平台大规模筛选潜在的药物靶点，潜在的药物新用筛选出来后，再经过科学验证，通过各种临床试验完成市场前景和知识产权的评估，最终再次获得药监部门的批准，进入一个新的市场。

Butte实验室利用生物信息学技术分析了公共数据库中细胞治疗后各种疾病和药物的基因表达谱。通过对疾病和药物的基因表达谱进行对比匹配，结合实验验证，发现溃疡药西咪替丁对肺腺癌有抑制作用，而抗癫痫药托吡酯对炎症性肠道疾病有明显缓解作用。

新的分子靶点确实认为旧药物的新用途提供了生物学基础。白细胞介素在免疫调节和炎症反应中起重要作用。抑制多种白细胞介素可以抑制免疫反应，缓解炎症，治疗一系列与免疫和炎症相关的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克罗恩病、哮喘等。Actemra是一种白细胞介素-6受体阻滞剂，于2010年被FDA批准用于治疗中度至重度活动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成年患者。它与EGFR增殖、血管生成、肿瘤侵袭、转移和抑制细胞凋亡有关。吉非替尼是一种选择性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适用于治疗以前接受过化疗或不适合化疗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研究发现，吉非替尼也可用于晚期结直肠癌的治疗。

利用组学技术，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可以从整体和动态的层面分析疾病的发生和药物作用的生理机制。这些机制的阐明无疑将对老药新用途的开发和老药的联合应用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糖尿病等复杂疾病的治疗中，二甲双胍与PPAR拮抗剂罗格列酮联合应用可显著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

已经临床应用的那些药物的理化参数、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数据比较完整，新用途的开发可以大大节省研发周期和成本。因此，旧药新用被认为是药物开发中最快、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成组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旧医学和新医学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以旧药新的策略是对传统新药开发的有益补充，是给那些沉默的老药和濒临老药的人一个很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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